来源：中思网
在中国，过去政府通过计划管理方式主导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高校成为一个政策和规划的执行机构。随着开放与竞争时代的到来，政府人力规划的效用减弱，高等教育面临重新定位的压力，高等教育活动越来越呈现出自下而上的、非定向性的人力开发活动的特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按计划培养人才的特征。高校学生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培养对象，而应被看作是自我开发的主体，各种高等教育机会则是一种服务于个人开发目标的开放性资源。主客体位置的转换，将促使青年学生对服务于人力开发的高等教育活动，从多样性、可选择性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青年学生还将要求在高等教育机会、高等教育过程、高等教育结果三个方面保障个人自主开发行为的有效性和均衡性。面对社会压力和学生压力，政府和高校的教学管理职能实际上正逐渐演变成为促进学生自主开发、有效开发以及均衡开发的重要保障机制。作为保障机制的教学管理活动的成效如何，除了与教师、教材和教学过程有关之外，也与专业规划方式和课程体系设计思路有关。
2007年起，教育部和财政部以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培养、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提高、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推动“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通过评比、奖励等调控手段鼓励有特色的改革。其中，本科专业建设拟遴选3000个特色专业点，形成与职业岗位关联的专业认证体系；拟遴选3000门重点改革和建设的课程。[1]不过，笔者认为，评比和奖励活动虽能自上而下，但改革实效却依靠自下而上努力。“质量工程”所激发的改革动机，既可能出于遵循教学规律，也可能出于顺应市场需求，亦可能出于服从行政导向。从逻辑上讲，应先有3000个以上潜在的优良专业和课程，才符合评比要求。而要实现大面积提升专业与课程质量，必须把握专业及课程领域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一、高校专业和课程管理的问题分析
（一）专业规划方面
笔者认为，国内“专业设置”概念将逐渐被“专业规划”概念所取代，后者内涵中包容着自下而上、因校而异、因时而异、灵活编组等特征。面对多元、开放、竞争时代高校内外环境的变化，确立学生自主开发、有效开发和均衡开发的原则，既可缓和就业压力，又可顺应个人多样化发展要求。因此，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及科系可以通过实施专业规划，采纳“规划性”与（学生）“自组织”相结合的策略，为学生发展创造“宽中有严”的环境，提供可供选择的发展资源支持。但是，目前这一转变方向尚未完全确立。
高校专业规划方式根本上受人才价值观影响，国内高校虽认同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结合、学术性与职业性兼顾的价值准则，但“兼而顾之”的平衡点实难把握，难以引导操作策略选择：例如究竟选择“通中求专”还是“专中求通”？是否要预先确定专业方向、编制专业目录？学生有效发展和均衡发展哪个更重要？显然，目前要使各方都认同专业规划方式朝向编组灵活性、个人发展性、学生自组织性的改革仍有障碍。
除了人才观外，专业规划方式还受到大学体制、职业市场、就业景气度等因素影响。首先，体制内是否借助专业划分来实施人才培养或人力开发管理，会影响专业规划的具体方式。其次，市场和就业因素会影响专业规划方式，导致或宽或窄、或通用或实用的波动现象。目前，左右国内高校专业规划方式的直接依据并非基于人才观，而是从体制、市场和就业考虑。笔者认为，在人才价值观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仅依据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原则做出管理策略取舍，并不足以使专业规划工作有效应对职业市场需求，也不利于学校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专业规划偏重短期就业效用，可能导致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的不确定性上升。
由于上述因素影响，当前高校专业规划方面暴露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专业规划的灵活性被功利性所替代。第二，专业规划未能促进“供给导向”（即学生人力开发与利用主要由教育机构实施和实现）。第三，专业规划未能引导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开发、多样发展；第四，专业规划在学科理性、职业现实、学生自主三方面关系上顾此失彼。
（二）课程体系方面
笔者认为，国内高校专业规划方面要实现“规划性”与“自组织”相结合，课程体系设计和管理是关键。比较研究显示，美国高校“通中求专”下的专业方向规划仅具有统计层面的意义，却能够适应多样化需求，实际得益于课程体系的合理构造，其“杂而有序”的课程体系保障了教学质量和人才信誉。反观中国大学重视按目录设置专业，专业课程及其体系却大多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孤立、被动地受制于预置的专业方向，不能通过课程组合的变化实现灵活的、自主的专业人才开发意图。从设计和管理策略分析，现有课程本身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推倒重建”，而是顺应专业规划的变革趋势，通过课程体系的“宽化”与“活化”实施改良，设法为它们找出新的校内、校外“知识交易”（即学生自主开发中基于知识效用的价值交换）市场，使之焕发生机。这也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专家对中国高校课程改革提出的建议。[2]
目前，在专业规划正由机械向灵活过渡、尚包含较多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的背景下，国内高校对传统课程体系实施“宽化”与“活化”改良，不仅是实现专业规划的工具，而且是弥补现有专业规划不足的手段。其中，部分高校正通过调整教学管理制度，使所有的课程包括专业课程一定条件下都变成“通修”性质的课程，这种做法使“通中求专”的专业规划思路，事实上以一种折衷的方式悄悄地扩大影响范围，甚至从本科学生延伸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中，某些课程也许会因学生个人的主动选择，而扩展到以所有学生为学习服务对象。
依据课程应服务于理性规划与学生个人自主选择的观念，当前高校课程体系方面暴露的问题主要有：第一，高校提高个人选修自由度的改革，受制于课程的数量、质量和衔接性。“专中求通”下的课程“宽化”与“活化”策略，虽隐含向“通中求专” 的自发转变，但也因削弱课程针对性而对实现预定专业规划产生负面影响。第二，课程整体性缺乏，基础课程特别是普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自然衔接或有机联系欠缺，不利于实施“规划性”与“自组织”相结合的策略。第三，课程体系现有类别及系统编组，不符合“知识交易”需求，不适应多元化时代学生的不同需要。
二、高校专业和课程管理的改革分析
随着国内高校自主性、开放性增强，教育市场也日益成熟，一个显著特征是改革专业规划和课程体系的思路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亟需从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
（一）改革的理论依据
高校教学系统作为学生自主开发保障机制的定位趋势日益明显，学科理性、职业现实、学生自主三方的平衡，使得“通中求专”的策略比过去更容易被国内高校所接受。因此，目前盛行的以提高就业率为目标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改良策略，需要重新考虑怎样被纳入到“理性规划”和“自主选择”的合理框架内。
美国大学“通中求专”的理念，在二战后50多年间几经反复：从1945年《红皮书》到20世纪80年代罗索夫斯基的“核心课程”，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波伊尔的“综合核心课程”以及“丰富了内涵的主修专业”思想。[3]这一变化过程反映出，近20年来，由于美国大学一方面要实现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目标（学生要具备未来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学生就业的要求（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同时进入大学的学习者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因此美国大学选择了贯穿整个本科教育阶段，将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通过增强学生基础学力（一种通用的个人学习及职业发展基础）的方式结合起来，以灵活的选修制为基础的“通中求专”的思路，尽力实现两种教育有机衔接。
美国大学的策略，过去不仅在中国难以被接纳，就是想效仿美国的日本大学，一直也是走“中间道路”。日本战后在地方公立大学中设置了以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与General Education相当）为目标的“文理学部”和“学艺学部”，但是不大受欢迎，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教育职业化”的冲击下解体了，而各所国立大学则秉承欧洲传统，长期排斥美式通才教育模式，只是消极地实行“二·二分段”，前两年以（教养部）教养教育（相当于General Education）为主，后两年以学部专业教育为主的模式。文部省的官员还不时提出要取消教养教育，四年都用来学习专业。[4]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国、公立大学虽有重视专业教育的传统观念，但考虑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之后学生学习及发展的实际状况，选择逐渐靠拢美国模式，这一改革思路体现于日本“大纲化”之后的“大学设置基准”（1991年）之中[5]。在欧洲，英、法、德大学的传统理念也是贵精不贵多、贵专不贵杂，主张在（专业）教学与科研中培养以高水平的学术为基础的人，但是，近期英国及英式教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的大学采纳美国模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全球化时代学生背景多样化、职业市场多变性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目前也面临相似的背景，适宜相似的策略。
（二）改革的策略选择
“专中求通”和“通中求专”在各国高校专业规划和课程体系改革中，策略上都有可行性。但具体到当前国内高校所面对的内、外环境，“专中求通”事实上正借由各种中间策略，逐渐向“通中求专”方向接近，却又尚有难以跨越的“一步之遥”。
中国高校一直采纳“专中求通”策略，适应学生择业、深造的现实目标。随着因学生自主开发、有效开发、均衡开发的个体需求所带来的压力不断增大，必然出现各种“淡化”专业、方向模糊的中间性改革策略。如国内高校“二·二分段”的培养模式就类似于日本的中间道路。为了调和“专中求通”与中间策略的矛盾，国内高校不断强化课程改革，但是，通过中间策略实现以学生个人的“通”和“适应力”为目标的改革，效果始终难以令人满意。为此，国内高校面临职业市场和学生的双重压力，仍然需要依靠调整培养方案弥补缺陷，例如出台可转专业、多学位并修等措施。专业规划方式无本质改变，只是促进课程改良，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和社会的满意度。
笔者认为，“专中求通”策略下的各种改良措施，如果不以“通中求专”为方向，可能会因不断寻求中间策略的形式主义完善，以及满足短期功利主义目标，而掩盖了问题关键。例如，当前德国高校在欧洲改革背景下转变新人文主义传统，融入教育与科研市场的过程中，倾向于引入激励院校间相互竞争的策略而不是通过促进学生自主开发来应对多变的市场，结果是削弱了学生个人发展的有效性和均衡性；而国内高校“专中求通”下应对市场压力的改良，处于学校、教师和政府之间以科研为中心的利益分配博弈背景中，也是难以矫正教育方的观念和行为却容易导致形式主义。从近期国内高校“教学型”教师岗位与“科研型”教师岗位时而合并、时而分立的反复中，更可以窥见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子。以“通中求专”为方向，将个人发展自主性和学习选择机会赋予学生，才能制衡中间性策略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
前述“质量工程”所涉及的高校专业及课程评比，如果仅仅促进“专中求通”下的中间策略改良而忽略向“通中求专”理念和策略转变，最终实效也许只是筛选出获奖对象而不能引导合理改革。因此，与其因注重“专中求通”下的中间策略完善而累积形式主义，不如逐步实施“通中求专”策略，将学校、教师和学生都置于主动地位，在文化传承和知识交易过程中相互制约，实现理性规划和自主选择更加合理的平衡。
三、高校专业和课程管理改革中的问题与趋势
高校专业和课程管理的改革目标是逐步向“通中求专”过渡，以实现教学系统中“发展性规划”与“自组织”的结合，使专业规划和课程体系成为支持学生自主开发、有效开发和均衡开发的保障机制。但就目前背景，“通中求专”想要一步到位，尚存在困难。
首先，国内高校“专中求通” 下的许多改良措施，更多是考虑现行高校体制惯例、职业市场动向和短期就业因素，而不是依据人才价值观，导致中间策略的妥协性和功利性，难以自然地、理性地朝“通中求专”方向过渡。不过，学生人力资源开发从“需求导向”转至“供给导向”是必然趋势，学生个人学习的选择性和职业的不确定性同步上升，高校持续发展终究要依靠教育服务者与教育消费者在合理的人才价值观基础上形成共识，高校要回归它的理性与自然的本来面目，即提供给学生更宽广的学科基础、更多可自主选择的发展机会。
其次，国内研究型大学对采纳“通中求专”策略存有保留态度。虽然有西方学者认为，发展大学的学术性研究离不开高等普通教育，否则将因缺乏科学研究基础，学生学力无法适应教学与科研一体化的精英教育方式。美国大学依靠“通中求专”实践了自由教育，从而取得了20世纪学术中心的地位。但是，在欧洲例如英国中等教育水平很高，学生入大学时已有某种专业分化，精英人才培养同样取得了成功。原因是培养高水平人才本质上最需要的是学生的科研能力。国内研究型大学拥有优秀生源，再通过增加学生早期科研训练机会等方式，维持“专中求通”策略也能实现目标。不过，由于一方面学术性职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上升，学生个体也呈现多元化；另一方面国内实行院校间竞争性评价和非均衡战略，导致教师以个人学术成就为中心的功利倾向突出，继续改良“专中求通”下的各种中间策略，仍然难以保证学生发展的有效性和均衡性。而实施“通中求专”策略，将对教育服务者的价值理念及行为构成理性与自然的约束，因此终究是大势所趋。
再次，国内部分地方高校对采纳“通中求专”策略存在目标偏差。大众化背景下，如果对“通中求专”做功利性解读和不合理设计，基于高校部分学生基础较差，而将降低专业要求作为目标，缺乏理性规划和宽严适当原则，仍然难以取得让学生和社会满意的实效。大众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是学生学力下降，非智力因素（意志、动机等）也不足，通过普通教育和广泛选修形成学生的学习动机包括兴趣，成为重要的基础性任务。不过，“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促进学生完成必要的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学习。因此，“通中求专”策略无论对于何种类型的高校，都要以增强学生学力和学术基础作为根本改革目标。
总之，无论教育市场因素如何影响高校，实现教学质量目标是不可能只依靠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在开放、竞争、不确定的情况下更需要回归高校教育自然与理性的本质。选择“通中求专”或“专中求通”策略的判断标准，是谁更有利于保障学生自主开发、有效开发和均衡开发。笔者认为，在宏观层面需要通过社会化学习来保障青年学生接受适宜的开发，在微观层面高校学生需要“通中求专”策略保障自主开发前提下的有效开发和均衡开发。（笔者 原文载于《江苏高教》2007年6期）
